关键是管理职业化和信息透明化。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曾推论，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一定的道德准则，也就没有企业家阶层，但是没有宗教伦理，就无所谓真正的道德准则。所以，现代资本主义是基于西方的新教伦理而产生的，在中国的传统儒家道德熏陶下，不可能有商业文明。

  但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这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还是本世纪初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产业链中一支独秀，这些都证明了在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下，商业文明和商业组织大有发展余地。

  Gordon Redding教授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比较管理学高级特聘教授、欧亚中心主任，他曾在香港大学执教二十多年，是香港大学商学院创办院长。2006年6月,Gordon Redding教授以其在华人企业和企业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荣获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 全世界最权威的中国管理研究学术机构)颁发的终身成就大奖。他在港执教期间，正值香港等海外华人企业崛起时期。这促使他潜心研究，采访了72位香港、台湾、新加坡和印尼最杰出的华人创业家，出版了《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与风格》（《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一书，来解释华人企业家的成功。他认为华人世界虽然不受“新教伦理”的驱使，也不完全受“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但延续千年的传统儒家文化，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家庭、忠孝等观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经营方法和成功道路，家族企业几乎是必由之路。

  Gordon Redding 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会改变中国企业的宿命

  中国内地的企业家虽和海外华人企业家略有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儒家文明决定了中国内地的商业文明和体系的形成。但是儒家文明的优势也是劣势所在，中国家族企业该如何生存下去呢？

  记者：您最初研究的华人企业都是华人在海外创立的，那时的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内地的企业？

  Gordon Redding：两者当然会有不同，但是儒家文化育成了中国企业家的世界观，是他们考虑商业的精髓根本。公司、管理、领导力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海外华人和内地企业家的看法非常类似——传统的儒家文化下的家国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心里，不论何时何地。

  不同之处在于，因为有“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有一个庞大的家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是经济主体，这与海外华人所处的社会不同，无论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还是印尼，那里大部分都是中小型企业。

  首先，中国企业家仍然依靠某种家长式（Paternalism）的权威来管理企业，企业主像父亲似地照看着他所创立的企业，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负责。他同时是决策中心、最终拍板者，掌握着几乎所有的权力。

  其二，中国的法律体系仍然很难帮助人们建立起彼此的信任感。中国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消息披露制度，也没有很好的职业经理人守则让企业可以预期专业管理者的行为，依靠他们来管理企业而非靠个人关系（Personalism）。但是，人们不得不依靠个人关系，只和自己认识的人做生意，因为除却个人关系，没有其他办法来规避风险。所以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当初所指出的PPI（Paternalism, Personalism, Insecurity）中的第二个P如今仍然适用。

  其三，内地的企业家们不再有当年华人在海外的不安全感（Insecurity），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很强的竞争性（Competitiveness），每个人都希望迅速富裕起来，都变得异常勤奋和敏锐。在企业经营运作上，大家都希望获取更多的资源。这也许是因为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经济局势让他们发展商业，所以改革开放后大家就力争上游。

  这三个因素最终导致海内外华人最终都选择了家族企业，无法信任外人决定了大家都只能停留在中小规模，但这种模式非常有竞争力。这些民营企业可能只生产非常小的零部件，但他们通过明确、精细的生产分工，把成本降到最低限度，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需要说明的是，国有企业并不在我研究的范围内，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目前来说最适合的位置——制造。但国营企业似乎还没找到一种普遍有效的管理模式，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记者：但是，这些优点也正是华人企业的缺点，他们往往无法长大，很难永续经营下去。

  Gordon Redding：是的，优点也正是缺点。这种运作模式显然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具有灵活和反应迅速的长处，非常适应消费品生产制造。但企业权力过分集中，一旦创业者过世或退休，所有建立在他个人决策能力和人际关系基础上的经济活动就不复存在，企业很可能从此一蹶不振。在中国内地，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创业者可供选择的继承人非常之少，问题就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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