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有好有坏，新有优也有劣。必须谨慎小心，保证好的新和优的新，才能促进社会、造福人群。
创新是必然的，不创新即落后，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但是，新有好有坏，新有优也有劣，必须谨慎小心，保证好的新和优的新，才能促进社会、造福人群。
管理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管理。中国式管理，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产物，究竟有哪些特性呢？
首先，中华文化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连续不断的。西方文化则是不连续的。
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是柏拉图(Plato)的学生。他不赞成老师所倡导的唯心观念论(Idealism)，说出了他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西方人为了追求真理，可以和老师唱反调。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简直就是没有师承的观念，至少也是不重视伦理。
中华文化特别重视师承，学生有不同的意见，通常不会公开地表达出来，否则是冒犯师颜，很可能被逐出师门。我们善于采取引申法，把自己的看法，当作老师的延伸，不过是扩大解释的范围，做出不一样的解释，老师很有面子，自然容易接纳，不致恼羞成怒，做出不合理的反应。好在中国文字具有很大的弹性，稍为变换一下，将整个意思加以改变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把“师”和“父”看得同等重要，以致师父并称。因为中华民族重视孝道，一生一世，父母的恩惠不敢稍有忘记，以对待父母的心情，来看待上司和老师，当然是最高的尊崇和敬意。
亚里斯多德死后，希腊哲学每况愈下，希腊的雅典先被斯巴达人灭亡，后受马其顿人的侵占，又被罗马并吞。既然希腊人不重师承，学生可以公开反对老师，这些人当然不尊重希腊文化，以致到了今天，希腊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原有的文化，早就断掉了。我们看西方管理，自二十世纪初叶，泰勒(Frederick W. Taylor)提倡科学管理以来，不断出现传统管理学派、行为管理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便有新的理论问世，搞得管理者在忙碌的工作之中，还要不断地接招，以免漏掉了新的法宝，成为同行的落伍者而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
反观我们中国，一本大学之道，写尽修、齐、治、平的道理，历经两千多年的考验，仍旧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管理哲学。只要师法这种古老的大学智慧，重视自我修炼，齐整组织、治理情境、领导变革到经营国际，应该都能够得心应手，圆融而无暇地完成预期的愿望。
重视师承的好处是理论经过了千锤百炼，往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历久常新。新奇却不知好坏，成为不连续的原因，同时也成为不连续的最大杀手。
生产落后的民族，要想改变生活条件，必须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惟有如此，才能够赶上现代化的步调，走上进步的路程。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尊重和维持固有的文化系统，千万不能够轻易动摇自己的价值观念。我国的固有文化，在科学和工艺方面，显然远比西方落后，必须迎头赶上，以资补救。但是，科学、工艺是一回事，文化又是一回事。物质生活的优劣，大家一加比较，不需要经过深入的思虑，便能分出高低，优劣立判。而要提高物质生活的水平，必须先有进步的工艺，要有进步的工艺，必须先有普遍的科学教育，这也是十分简单的逻辑。所以物质生活落后的时候，致力于追求工业化和科学化，本来是极其自然的过程。刚开始时由于热情高涨，甚至于认为固有的思想和习惯是阻碍进步的绊脚石，不惜予以放弃和摧毁，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为了工业化和科学化，我们同时引进了西方的现代管理，也就是在管理的过程中，重新唤起我们固有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对中华文化进行反省。
以创新而言，西方管理承受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只知有变而不知有常，直接提出权变理论，站在求新求变的立场来创新，愈变愈乱，以致到了离谱的地步，�